中俄对峙
比如，它们负有义务向企业解释和说明国家对于预防和消灭该领域的公共风险的最低强制性标准是什么。
[64]由此，面对我国宪法的经济制度规定，不能只见市场经济而不见社会主义，抽象、不自信地称其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浓，以致脱离既有的制度框架去追求中立和平等，也不能将现代化简单理解为西方化甚至美国化或德国化，却忽略世界上其他众多国家关于宪法经济制度规定的探索。注释: *本文曾提交第九届全国公法学博士生论坛、清华大学第410期博士生学术论坛及闻道公法沙龙，感谢江国华教授、王广辉教授、导师林来梵教授和孙成、纳瑛、施立栋等学友的指教。
[4]参见熊继宁：《纪念宪法颁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第118页。[29]菲律宾《宪法》仅第12条国民经济和国家资源就含有22款，详细规定分配、土地、自然资源、公用事业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而新中国宪法规定经济制度，固然是深受苏联宪法及其相关学说的影响，[36]客观上，亦有民国时期的1931年约法和1947年宪法之前例（分别见第4章和第13章）。若能认真研究（或者说重新讨论[62]）如何将经济制度规定与保障人权、改善民生这些要求联结起来，从而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宪法规定，那么，所谓矛盾（尤其是富强与自由的矛盾）将有望消弭，而且呈现出并进关系——富强尽管不直接构成自由的目标，但前者的光芒并不必然随着后者渐露神采而趋于黯淡。[2]因此，经济制度规定应为宪法不可或缺的内容，并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即使如此，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亦须是主体，以免影响到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摘要: 我国宪法的经济制度规定，经常被批评变动过于频繁、内容相当特殊和欠缺规范性。按照现有规定来看，办理身份证件或护照规定了严格条件，并且办理机关都隶属于公安机关。
由此观之，交通警察权新秩序观在发挥区分行政主体之间关系作用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交通领域关涉问题研究的体系化。新秩序观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道路交通警察涉足了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之外的诸多领域，[①]并且出现不同行政部门实施同一权能的现象。因此，应确立以交通秩序为主兼顾人权的新秩序观。在此情势下，无疑，交通警察权的行使一般会遵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设定规则的指引，优先关注因保护现场留存的证据。
[18] 李震山：《警察任务法论》，登文书局1998年版，第33页。参见施启扬：《民法总则》，自刊本1996年版，第403页。
三、新秩序观对交通警察权力配置之寓意 交通警察权力配置与权能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确立的交通警察权新秩序观可有效处理一发与全身的关系，能够在三个维度上获致交通警察权力配置的全方位改革，实现交通警察权能改革联动效应的良态化。此外，新秩序观的统摄力也及于警察权内部权能的分配。[11] 不仅归因于此，客观的来说，交通警察权人权属性乏力的重要原因在于，当前尚缺乏对人权保护与秩序维护的清晰区分技术，完全区分两者界限的标准很难获致。[20] 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进一步来说，交通警察权能改革的进行，应以围绕交通秩序中心化为主轴。[14] 梁添盛：《整建我国警察权限法制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6页。[②]可以说，交通警察权能事项庞杂的现况，直接造成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职权交织、错乱，严重影响我国行政权能的有效发挥。此时人权并不一定指单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的权益，也涵盖更广泛意义上公共利益。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警察法施行细则》第2条[32]规定：本法第2条之警察任务，区分如左：一、依法维持公共秩序，保护社会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为警察之主要任务。那么，如果交通警察的重心在于维护交通秩序而非关注人权，现代交通警察权是否会导致一种极端：为了交通秩序漠视人权甚至践踏人权？应当看到的是，秩序与人权并非完全割裂。
其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过度强调秩序将导致交通警察权的膨胀，尤其是在进行权力配置之时，将过多的事项纳入交通警察管理的范畴，必定会造成其他行政机关权能范围的缩小。值得庆幸的是，2015年2月中央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意识到了该问题，并明确要求建立符合公安机关性质任务的公安机关管理体制，建立体现人民警察职业特点、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
现代交通警察权人权属性的应用有其局限性。[37]交通信号灯是由公安交通部门负责设置与管理。道路交通秩序或因人为事故或因自然灾害出现混乱失序之时，赋予交通警察设置与管理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即时权力，其意义自不待言。[③] 李震山先生意识到这一问题，然而只是简单地做了主观推测，并未深层次解读当前制度设计的根由。然而，奉交通秩序价值为圭臬的正当性面临如下挑战。[⑧] 参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1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1条。
日本《道路交通法》第1条规定：本法律系以防止道路上之危险，谋求其他道路之安全与顺畅，及有助于防止起因于道路交通之障害为目的。经过下位规范的文本查证，[30]可以发现，要么是没有规定，要么只规定秩序价值，要么延续上位法模式而罗列秩序与人权等价值，由此看来，在我国，关涉交通警察权的所有规范并未为秩序与人权之间关系的辨别提供指引。
因此，直接修订《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条并非明智之举。交通警察权新秩序观，可以为化解这一难题提供思路。
（一）宏观影响：交通秩序中心化与权力分配体系化 首先，交通警察关注的重心将集中于交通秩序，并以维护交通秩序作为其根本职责。[28]对此，新秩序观关于交通秩序为主的价值定位，直接凸显了其特有的功能疆界，使得交警与巡警分立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
如同英国学者W.Friedmann氏所言及的现代国家的五种功能。譬如，如果缺乏有效规制，交通警察完全可以交通违法行为或交通事故调查取证的名义，或者恣意采取交通管制，或者滥用醉驾抽血检验措施，等等。1951年《城市路上交通管理暂行规则》第1条规定：为统一全国城市路上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保障安全起见，特制定本规则。以交通警察权蕴含的价值与功能预设系统指导其权能改革是较为科学的路径。
尽管普通民众对交通警察权也存在矛盾的期望，[⑩]并往往以此期待评判法律制度抑或行政活动的优劣，但是，并不能以此成为裁量的基准。警察系以维持客观的事实上之秩序为目的之国家机关，与警察不得主动地介入有关形成及维持市民相互间之私法关系之纷争完全相同者，警察亦不应积极地支援、推进特定的行政机关之政策。
[34] 参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0条。可见，交通警察评判交通事故关涉当事人双方的价值天平，更多的偏向于秩序而非人权。
注释: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城市交通发展的制度平台与法律保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1ZD160）、2015年度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道路交通警察权力配置的法治路径（项目编号：15SFB3013）、2015年度江苏省法学会课题我国交通警察权要素研究（项目编号：SFH2015C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应当明确，即便在自由法治国、社会法治国的场域内，警察权的秉性并不能因为情势的不同而作相应调适。
[31] 刘启川：《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制度解析》，《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以前文述及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21条为例，无疑，该条具有鲜明的秩序价值取向，但是，这并不表明交通警察在处置事故时，按照上述规范明定的顺序依次完成后，才进行下一个环节，而是这些环节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第21条规定：交通警察到达事故现场后，应当立即进行下列工作：（一）划定警戒区域，在安全距离位置放置发光或者反光锥筒和警告标志，确定专人负责现场交通指挥和疏导，维护良好道路通行秩序。位于警察权之下的交通警察权更应如此，应严格的限定在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处置交通事故等维护交通秩序上。
不仅缘于此，驾驶证人身属性的认证，与交通警察权新秩序观之交通秩序为主，在逻辑上是自洽的，都是为了建构或稳固交通参与者共同体的秩序规则，因此，驾驶证申领（发证、换证、补证）不应从交通警察权之中分流出去，具体仍可由其继续办理。[18] 当然，单纯从法理上讲，人权与秩序冲突之时，秩序应让位于人权，毕竟，一切国家型构包括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秩序，皆源自于人权。
因此，以下主要从传统交通警察权秩序价值与现代交通警察权人权属性两个面相，深度反思交通警察权承载价值存在的问题。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讲，秩序是事物在时间、空间或逻辑联系上相对固定的结构。
在中观上，可以推动交通警察任务规范结构变革，获取权能改革的制度保障。参见李湧清，徐昀：《警察行政与刑事司法的经济分析》，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42页。